难道你不喜欢勃拉姆斯?

brahms-1853

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萨冈淡淡地抛出这样一个问句。无数人在想象力付出的艰辛劳动之后占有了这个句子。尽管美人迟暮的褒曼一直在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的各种变奏中穿行,我依然愿意觉得这个勃拉姆斯不是在钢琴前伸直了手臂才触得到琴键的大胡子,而是那只年轻的鹰,风度翩翩,敏感细腻,有时却又笨拙而杂芜。

同样年轻的古尔德狡黠地眨眨眼,写下了“难道你不喜欢勃拉姆斯?”(N’AIMEZ-VOUS PAS BRAHMS?)为他与伯恩斯坦和纽约爱乐那次著名演出辩护,表达了他对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的见解。

试译这篇文章,让古尔德来纪念勃拉姆斯的生日。

在近来广为谈论的一次声明中,莱纳德·伯恩斯坦先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被认为与我观念中勃拉姆斯D小调协奏曲的诠释标准产生了背离。在与纽约爱乐的一次演出之前,他表明这是他所听过的最从容的诠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难驾驭的。作为描述性评论,两者都颇为合理 — 这是一场从容非凡的演出,且将这种(因而难以驾驭的)从容的节奏贯穿始终。不过纽约新闻的先生们总是急于写就评论文章,草率地将从容理解为冗长,将持久解释为固执,并且暗示,典型的指挥家-独奏家式宿怨已经在酝酿中。实际上绝无此事。伯恩斯坦先生尽管完全不赞同我对这部作品的见解,依然大度地冒险支持我的演绎,其结果可能是一场任性的演出,但成员之间至少没有产生不和。我们绝对没有陷入“无论你能做什么,我都能做的更慢”的角逐中。事实上,在伯恩斯坦先生完全被曲解的评论中,唯一困扰我之处在于,这场演出的奇特性本身或许出自精心策划,作为吸引眼球的策略,却与乐谱中音乐上的需求脱离了关系。

若真如此,便与我对十九世纪协奏曲的看法大相径庭。因为我相信协奏曲是一种长期以来被过度纵容的体裁。真正成功的协奏曲 — 在公众中取得的成功,有些时候甚至是是听感上的成功 — 都出自二流作曲家:比如格里格和李斯特,他们异常缺乏对真正的交响乐结构的把握。这绝非偶然。另一方面,贝多芬和勃拉姆斯这样不朽的人物,几乎总是次要的协奏曲作曲家,或许因为他们天生的感受力在纵容协奏曲结构的荒谬成规时踌躇不前:管弦乐团的呈示部逗引听者期待独奏者宏大而富有戏剧性的出场;令人厌倦的主题结构反复出现,为了让独奏者证明,比起刚刚在第一单簧管上吹奏这一乐句的家伙,自己更能使其显得潇洒不羁,而最重要的则是华彩乐段这一老派贵族 — 故作姿态的颤音和琶音,在基本主题上过度地搔首弄姿。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协奏曲传统,为人类进行炫耀的原始需求提供了某些最令人难堪的音乐。这一切证实了独奏者骇人的自我意识。我的演绎中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降低而非抬高独奏者的地位 — 是融合而非孤立。

这是一部古怪的作品。一直都像是个问题少年。它的前身是双钢琴奏鸣曲以及交响乐片段,这表明即便对于勃拉姆斯这样对交响作品精雕细琢的作曲家而言,这也是一种累赘。这部协奏曲从这些作品中最终胜出,但我觉得并不出彩,在结构上并不完全均衡。尽管如此,对其体肤肌骨的任何吹毛求疵也无法掩盖对勃拉姆斯为这部作品注入的惊人想象力的赞赏。尽管有着结构上的缺陷,它仍是勃拉姆斯管弦乐作品中最迷人的一部。因而我们想要演奏它 — 想要设法克服其艰深之处,沉溺于无与伦比的笔触;在我看来,百年演奏史为其增添的诠释厚度似乎逐渐遮蔽了这份乐谱真正的优势和不足。

它的优点和缺陷密不可分。你无法从结构上将开篇那种惊人的特立独行分割开来 — 在一部D小调作品的开头出现降B大调三和弦,其半音式的执拗在第三小节神秘的降A大调中得以证实 — 你无法将这一切与其最终符合的正规交响方式割裂:例如对第二组主题一本正经、一字不差的再现。这部作品的独特与神秘之处,恰在于想象力 — 不完美的、突兀而迅疾的活力 — 对勃拉姆斯最终屈从的古典作品或学术现状之要求的对抗。

一部作品显然有两种颇为不同的处理方式。可以强调其戏剧效果、鲜明的对比、刚毅的棱角,也可以将相反的主题调性关系处理为不对等的结合。这是时下诠释浪漫派音乐的时髦方式。这种理解方式加入了充满意外的情节,以及充满矛盾的道德立场。它以一种天真质朴的方式对待古典奏鸣曲结构的肤浅成规及其固有的模式化设计,这种设计以阳刚与阴柔的主题对比本身为目的。我们也能在勃拉姆斯中预见到未来,看到勋伯格可能会发现的:精妙地交缠在一起的基本动机;你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分析角度。

这基本上就是我的做法。我珍视这一结构中的相似性,决定淡化其中的对立面。我有意忽视阳刚与阴柔的主题对比,觉得它们被过度夸大了,而这恰是古典协奏曲传统的基石。因而,我在末乐章中采用了始终如一的速度,至少到勃拉姆斯标记出短暂的“稍慢”(meno mosso)以及随后的“稍快”(più mosso)之前一直如此。我无意扩充第二主题,这是一段省力的钢琴独奏,颇具戏剧性地强调了独奏者的地位。与此相类,我在第一乐章中力图不动声色地在主要主题之间切换。在这一过程中,避免了某些传统重点,淡化了某些动态变化,忽视了独奏家紧握缰绳的某些机会。其结果或许是一种波澜不惊的解读。这并非一种和解的处理方式,但我无论如何不会认为这是演奏勃拉姆斯的唯一方式,也不是演奏这部作品的唯一方式。不过我觉得这种演绎理解了作品的本质,在必要的限度内行之有效。

译自 N’AIMEZ-VOUS PAS BRAHMS?, The Glenn Gould Reader, Tim Page, (ed.) (1984), p.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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